1949年，随着毛主席，嘹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一个新的政权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崛起，它的名字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此刻，中华民国已经成了过去式。
政权的更迭对于每一个，时代来说，都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因此在确定新中国正式的名称之时，参与者曾各抒己见，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名称。
实际上，在最初确定的名字中，比后来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多出了两个字，还是在清华教授张奚若的建议下，才去掉这两个字，变更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名字。
面对诸多的争议，毛主席在听闻了张奚若的意见之后，也是当即点头道：我赞成这个建议。
那么去掉的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毛主席又为何，最终点头认同了张曦若的意见呢
1949年6月15日，经过连续几个月的筹备之后，新政协筹备会终于在北平正式召开，毛主席在会议的开幕词上亲口说道：“过去的中华民国名不副实，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确定新中国的名称，因此众人对于即将成立了新中国，都按照毛主席的说法称呼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从这个名字中就足以看出毛主席是想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主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和“民主”两个词语，代表着毛主席对于新中国的构想。
但是这并不是新中国正式的名字，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正式的名字他们还没有确定下来。
而在16号之前，中央就已经拟订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准备就新中国成立的事宜展开讨论。
而这其中就包括确定新中国的名字等事宜。
新中国的名字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此时所有人都抱着对新中国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期待，希望能够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因此在提议之初，不少人都各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在负责筹备的6个小组中，以董必武为组长的第4小组是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拟订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中就包括起名字的工作，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实际上起名字的人却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的多。
而张奚若先生也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奚若先生虽然身为文人，却有着文人少有的直性子，他做事从来不拐弯抹角，他身上带着陕西人的硬直，在面对推翻封建王朝的关键时刻，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者购置了打量的军火，公然支持革命事业的进行。
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有着张奚若的功不可没。
在国民党试图拉拢张奚若之时，张奚若甚至不顾当时蒋介石造成的紧张形势，公然“辱骂”蒋介石，声称他应该直接下野，因为一切的罪责都是他造成的。
而此时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刚刚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言获罪，不少文人雅客虽然厌恶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却也不得不在如此风口浪尖的时刻，暂避风头。
张奚若先生敢作敢为的性格，自然也成了这群文人墨客中的一股清流，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和认可。
尤其是在北平解放之时的一件事，更是让毛主席对其印象深刻。
当时我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梁思成先生，让梁思成先生画出紧急炮击的区域，避免伤及文物，而当时带领着我军的干部前去寻找梁思成先生的正是张奚若先生，可以说张奚若对于解放战争也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
因此在为新中国起名字之时，便有人特意去邀请了张奚若先生，让他一同参加这次会议。
当时党内因为两个不同的名字已经是争论不休。
第一个名字就是坚持按照毛主席原来的称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对于新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称呼，同时还有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中央曾经也十分重视这个名字，毕竟这个称呼是人们最熟悉的，大家都已经叫习惯了，所以自然而然地对这个称呼也会有些偏好。
但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认为这个名字带着旧时代的影子，一方面是名字太长，难以令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坚持这一名字的黄炎培和张志等人考虑到新中国今后的发展，建议去掉“共和”二字，更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国”，这个名字比之前的名字要简单一些，同时“人民民主”四个字足以说明新中国政权的性质，而“共和国”这三个字的综合含义则是来源于“Republic”，这个词同时有“民主”的含义，所以综合而言，取二者之一即可，所以他们才会主张将“共和”二字去掉，叫中华人民民主国即可。
此时双方正为了这两个名字争论不休，人们认为他们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却好像总觉得缺了些什么，就连毛主席也迟迟没能下定主意。
恰在这时，自言自语的张奚若先生就提出了第三种主张：“依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可以不要‘民主’，毕竟已经连人民都有了，又如何会不民主呢？如果同时加入这两个词，反而有些过分强调，失了原本的意思。”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才终于出现在众人视野中，一些原本在前两种观点中纠结不已的人认为张奚若的名字似乎更合适，便转为支持张奚若的意见。
这样一来，便是三种观点相争不下，但是支持张奚若的观点的人似乎要更多一些，而当第四小组将这些名称告诉毛主席之后，毛主席听到张奚若的建议当即眼前一亮，他有些兴奋的点头道：“我赞同张先生的意见，这个名字很有意义。”
随后，为了广泛征集众人的意见，身为组长的董必武便将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他开门见山的将这三种意见以及毛主席的意见传达给了所有人，让众人展开了讨论。
后来他们再次就这件事展开了两次讨论，并在毛主席的亲自点头认可下，他们最终确定了新中国的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这个名字，不同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人民”和“共和国”放在一起就能够更加直截了当地表明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也就是其以工、农为主体的性质。
后来毛主席等人在正式文件中便直接用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呼，这个称呼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公布，但是却已经是广为人知了。
这个名字对于一些普通的民众来说，或许只是一个新的称号，但对于毛主席来说，这个名字也是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的。
因为无论何时，人民这两个字在毛主席心中都是有着十足的份量的。
他曾经将党和民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土地和种子的关系，他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就好像是种子，而人民群众就是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民众们打成一片和民众们结合在一起，无论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应该深入群众，认同群众，取得群众的认可，这才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1947年毛泽东和和中共中央组织在陕北度过的最后一年，这一年，解放战争正进行到激烈的时候，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战斗陷入了胶着，毛主席不得不紧急离开延安前往西柏坡。
在转移过程中，毛主席和民众间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时时刻刻将普通民众的艰难困苦放在心上，谁家有困难，毛主席都会派人前去慰问，有时候甚至还会自己亲自上门拜访，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让他们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为了解决粮食困难的问题，他会亲自带领着警卫员到山上去挖野菜，避免给明珠们带来负担。
有一年开春刚好赶上干旱的时候，但村子里的大部分青年又到前线支援去了，村子中只剩下一些老弱妇孺，眼看大片的田地就要荒废掉，毛主席当即动员部队人员，挨家挨户的帮助民众们耕地播种，确保了春耕的顺利进行。
对于一些劳动能力较弱的家庭，毛主席也会专门派人上门去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砍柴，挑水，做饭等，只要是能够帮上忙的事情，主席都会不遗余力的给予群众最大的帮助。
在此过程中，主席和民众们之间建立起了坚实的情感联系，他给予了民众们十足的信任，而这份信任和帮助，自然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在1947年的转移过程中，虽然此时的他们面临着胡宗南的大军压境，但是毛主席在撤退过程中依旧心系群众，在撤退过程中，甚至有一些群众自发的要求跟随他们一同撤退。
毛主席看着这些或是抱着孩子，或是赶着羊群的群众，心中也是一阵酸楚，虽然他不怕国民党，但是多年的战争已经让民众们苦不堪言，他只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争端，让国家的发展走上正轨，让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就在毛主席坐在缓慢行驶的汽车中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之时，他忽然注意到，前方不远处有一群人围在一起，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快停下，毛主席当即下了车，挤进人群中，只见一名妇女蹲在上泣不成声，怀里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孩子，毛主席当即走上前去问道：“怎么啦？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妇女抽泣着说道：“我的孩子生病了，发高烧，但是现在又没有医生，我上哪去给他看病呢？”
毛主席见状，也是心疼不已，他当即向警卫员吩咐道，快去把我们的医生叫来给孩子看病，再拿些退烧药过来。
面对毛主席的吩咐，警卫员片刻不敢耽搁，匆忙离去不过片刻，就带着一个医生回来了。
医生拿出温度计给孩子测量了一下体温，没想到体温竟然达到了40多度，如果再严重些，孩子的命很有可能就保不住了。
医生急忙拿了些退烧药给孩子喂了进去，然后又拿出一些珍贵的酒精在孩子身上擦了起来，眼看孩子的体温慢慢降下去，毛主席才松了一口气。
他先是安抚了围观群众的情绪，然后又拿出一些粮食寄递给了这对可怜的母子，宽慰道：“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回到延安了。”
尽管此时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但是主席的这番话就像是一颗定心丸，让所有人都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他们依旧缓缓地向前行着，至于前路如何？他们相信，只要有主席在，就一定有希望。
这是主席和群众之间的信任，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背后特殊的含义。
相信无论到何时，主席的思想都会像一束光，为新中国未来的发展照亮道路，为民众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希望。
